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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戴宇鑫认识是在两年前的一场线下读书交流会。
编辑说,上海有不少这类同城读书会,都是爱看书爱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年轻人,让我有空多参加参加,认识些文艺青年,对我书的销量有帮助。
我虽然清高,但也知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活着就要吃饭,就要为五斗米折腰,我既然选择走这条路、既然出版了书,自然要努力好好卖,多赚点稿酬,好歹不能让自己饿死。
好在我喜欢看书,也爱听别人讲书,所以参加这类读书会也很享受其中。
那次读书会的主题是“女性文学”
,参与者每人分享一本与此话题相关的书,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非虚构类,不一定非要很相关,但也不能离题太远,整体是开放式交流讨论。
说到“女性文学”
,我最先想到的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尤其喜欢晴雯,大大咧咧、敢爱敢恨、口齿伶俐。
我的性格大约是林黛玉,多愁善感、缺乏安全感。
但我更想分享的是《红楼梦》对我写作的影响。
书里许多草蛇灰线,很多人的命运在一开始就埋下伏笔,不注意就过去了,看到后面才恍然大悟,前后遥相呼应环环相扣。
比如惜春说要剃了头做姑子去,最终果真出家做尼姑了。
比如探春抽花签,得此签者,必得贵婿,结果远嫁海外做王妃,再也回不来。
我总想着,要是我以后写长篇小说,也能有这样驾驭宏观故事框架的本事就好了,在开头就把每个人的结局都暗示写在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角落缝隙里,等读者看完一遍再回头看时,猛然发现故事的结局早就提前写好,布满细节,抽丝剥茧,层层推理,一切都仿佛既定的宿命不可改变。
那天下午的读书会,戴宇鑫也参加了。
他分享的是台湾女作家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
这本书的特殊性质让我猜测他是同类人。
他在分享过程中又提到其他几本台湾的同志文学作品,比如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朱天文的《荒人手记》、黄碧云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我忍不住补充了白先勇的《孽子》。
刹那间我们四目相对,彼此对彼此都了然于心。
我不敢与他对视太久,不免有些心慌脸红,很快移开视线,绞着手指头看窗外的梧桐树。
上海市区种了许多成排的梧桐树。
那时候刚刚入秋,有些梧桐叶子开始泛黄,树上分成黄色和绿色两种颜色,错落有致。
那天戴宇鑫穿着一身浅绿色的外套,室内暖和,便脱了,里面穿一件浅黄色的格子衬衫。
戴着棕色边框眼镜,短头发,面容严峻,不苟言笑,一副皱眉思考的样子,捧着一杯冰咖啡喝,也不嫌冷。
我心想他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
还是不要去打招呼了。
谁知读书会结束后,他主动来找我。
他叫住我,问我是不是赵一光。
我在读书会都自称小赵。
惊讶:“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他说:“我们见过。
两年前你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在杭州的一家新华书店办线下签售会,我在现场,我有你的签名书。”
我“啊”
一声,有些难为情。
那是出版社替我办的一次小型签售会,像我这样默默无闻的小作者,无非就是一些路过无聊的人随便坐下看看听听,有的听我讲的有意思,便当场买一本支持一下年轻小作者,顺便有个签名,谁知道将来会不会火呢。
记得当时一共也就二三十个人,零零落落稀稀散散,我很不好意思,觉得是耽误了编辑和出版社的工夫,还有书店的场地。
谁知他们习以为常,安慰我说每个作家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别看那些知名大作家现在都是文豪了不愁销量,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十有八九也是这么过来的。
虽然难为情,但好歹心思放松些,他买过我的签名书,这下又认出我来,必然没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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