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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义九点十分左右,在‘南平大道东’这一站坐上34路,34路大约二十几分钟后到达‘文昌路口’站,何忠义下车,文昌路口附近的监控拍到了他一个背影,几分钟以后他走出监控范围,追踪不到了。”
骆闻舟从小在燕城长大,一听地名就明白大概位置。
“文昌路”
位于花市区中央商圈东南方——也就是说,死者离开承光公馆之后,非但没有回家,还往反方向走得更远了。
“我现在就在文昌路口,”
陶然举着手机,在嘈杂的交通噪音里大声说,“所以至少九点到九点半之间这段时间里,何忠义不在西区,当时周围老百姓听到的吵闹声和命案也没有关系。
马小伟太冤了,王洪亮干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抓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警察杀了人,要找人顶罪呢。”
“骆队。”
这时,一个刑警跑过来,塞给骆闻舟一堆材料,“法医那边的同事们把报告传过来了,推断死者何忠义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二十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
“九点到十点之间,”
骆闻舟接过来翻了翻,没回答陶然的疑问,“按照这个结论,何忠义下车之后不久遇害的可能性很大。”
陶然大概是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电话里的杂音小多了:“九点左右,承光公馆里的饭局正好结束,张东来从室内出来,第一次被院里的监控拍到脸。
当时他在院里逗留了一会,随后重新回到室内,九点四十五分,院里的监控又拍到了他,他跟一个女孩出来说了会话,然后相携去了小树林。”
骆闻舟叹了口气:“我看张少爷这行程安排得实在紧锣密鼓,应该忙得没空杀人。”
“如果他没有双胞胎,那张东来的嫌疑确实可以洗清了,咱们是不是得放人了?”
骆闻舟不置可否,只问:“你还查到了什么?”
“还有一份通讯记录,”
陶然说,“我跟你说,这件事很奇怪——死者在承光公馆外围等人的时候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我从他室友那拿到了他的号码,去查了一下他的通讯记录。
二十号晚上,何忠义曾经几次与一个没有登记过的号码通过话。”
“唔?”
骆闻舟一挑眉,“奇怪在哪?我们之前不就推断死者和凶手应该认识吗?”
陶然说:“奇怪的不是这几通电话――那天晚上九点五十左右,何忠义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来自另一个难以追溯的黑号,内容是‘结账地点改在金三角空地,五月二十日’——你说这是什么意思?结账?结什么账?跟谁结?‘金三角’空地又是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
骆闻舟突然开口打断他:“先不管这个,文昌路那边是老城区的核心地段,人很多,九点多也不算晚,你带几个兄弟在附近转着问问,看是不是能有见过他的。”
陶然一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骆闻舟那边已经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
他忍不住对着自己的手机皱了眉——之前,陶然以为王洪亮只是一只单纯的幺蛾子,就想推诿责任和尸位素餐,因此要防着他干出出圈乱纪的事阻挠调查,最好能找个由头把他捅下来。
而直到这时,陶然才隐约意识到,这件案子里恐怕并不只有政治。
市局刑侦大队行动非常利索,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刑警们全部就位,兵分四路,开始拿着死者何忠义清晰近照到处打听。
这种工作通常是刑警们的日常活动之一,不得不做,极其漫长无聊,痛苦程度大约和在路边发传单不相上下,他们得把一样的话跟无数人解释无数遍,能不能排查出蛛丝马迹,却还是都得拼运气。
因为人眼不是监控摄像,不可能把每一个经过的人都留存。
而这个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归的洪流中周而复始——邻里之间大多只是点头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着的头,人们透过巴掌大的屏幕,可以能围观大洋彼岸的闹剧,窥探南北极上的奇闻,参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所有大小热门事件的讨论,每时每秒都忙碌非凡,当然无暇记住一个衣着不合时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为他实在太普通、太无趣了,并不值得一顾,也并不值得被短暂地存在谁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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