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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任没有回答她的话,而是拿起了那本书,“你写这封信,一定是受到了它的启发。”
他把书对着连长和指导员展示了一下,“这本书叫《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出版,在资本主义世界影响很大。”
他接着从公文包中拿出了另一本书,封面是白皮黑字,“这是这本书的中译本,是有关部门以内参形式下发的,供批判用。
现在,上级对这本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定『性』:这是一部反动的大毒草。
该书从唯心史观出发,宣扬末世论,借环境问题之名,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腐朽没落寻找托辞,其实质是十分反动的。”
“可这本书……也不是我的。”
文洁无力地说。
“白沐霖同志是上级指定的本书译者之一,他携带这本书是完全合法的,当然,他也负有保管责任,不该让你趁他在劳动中不备时偷拿去看——现在,你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思想武器。”
叶文洁沉默了,她知道自己已经掉到陷阱的底部,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
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些历史记载相反,白沐霖当初并非有意陷害叶文洁,他写给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于真诚的责任心。
那时怀着各种目的直接给中央写信的人很多,大多数信件石沉大海,也有少数人因此一夜之间飞黄腾达或面临灭顶之灾。
当时的政治神经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作为记者,白沐霖自以为了解这神经系统的走向和敏感之处,但他过分自信了,他这封信触动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区。
得知消息后,恐惧压倒了一切,他决定牺牲叶文洁,保护自己。
半个世纪后,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1969年的这一事件是以后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白沐霖无意之中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关键历史人物,但他自己没有机会知道这点,历史学家们失望地记载了他平淡的余生。
白沐霖在《大生产报》一直工作到1975年,那时内蒙古建设兵团撤销,他调到一个东北城市的科协工作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然后出国到加拿大,在渥太华一所华语学校任教师至1991年,患肺癌去世。
余生中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叶文洁的事,是否感到过自责和忏悔也不得而知。
“小叶啊,连里对你可是仁至义尽了。”
连长喷出一口辣烈的莫合烟,看着地面说,“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可我们没把你当外人。
针对你脱离群众、不积极要求进步的倾向,我和指导员都多次找你谈过,想帮助你。
谁想到,你竟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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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看出来,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是根深蒂固的。”
指导员接着说。
“下午,派两个人,把她和这些罪证一起送到师部去。”
张主任面无表情地说。
同室的三名女犯相继被提走,监室里只剩叶文洁一个人了。
墙角的那一小堆煤用完了也没人来加,炉子很快灭了,监室里冷了下来,叶文洁不得不将被子裹在身上。
天黑前来了两个人,其中一名是年长些的女干部,随行的那人介绍说她是中级法院军管会的军代表。
“程丽华。”
女干部自我介绍说,她四十多岁,身穿军大衣,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脸上线条柔和,看得出年轻时一定很漂亮,说话时面带微笑,让人感到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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