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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德烈是某种远东的异教神,天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张面孔都是真的。
二,这人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条被咬断过尾巴的变色龙,就算在自家阵营里,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颜色。
他说英语的时候带着口音,法语也是,德语和俄语也一样,仿佛他从未真正属于哪个地方,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母语。
能够确定的是,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到这个负隅顽抗的小岛上来了,十多岁,尚未入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脚印:海关记录,地址注册表,中学入学登记,体检单。
安德烈辍学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时候才十八岁,服役记录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军一起去了柏林,负责给基地铺电线,这一年之后所有书面痕迹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进入了一段长长的漆黑隧道,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从另一头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军情六处的“牧羊人”
,手里牢牢牵着东欧的羊群。
羊群是个不祥的比喻,只有坐办公室的蠢货才会想出这种代号。
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坐办公室的”
,和“在外面的”
,大部分问题都是前者制造的,后者被迫帮他们擦屁股。
发现尸体之后的第四十七小时,坐在宽街54号五楼隔音室不甚舒适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里转着的也是这个念头,像一小片茶叶,漂浮在缓慢升高的液态焦虑里。
坐办公室的家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吗?
“他死了吗?”
提问的是美国人,安德烈没有看他,转而审视上司的脸。
特别行动处处长西奥多·霍恩斯比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伦敦人,四十七岁,鬓角灰白,戴着款式老旧的玳瑁边眼镜,看上去更像个逆来顺受的数学老师,缺乏任何能让人联想到“间谍”
的特征。
霍恩斯比参加过两次大战,1940年被选入新鲜创立的特别行动局[1],多次带队空降到法国和比利时执行爆破任务。
就是这只老鸟把安德烈招募进来的,他是为数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为霍恩斯比在加入办公室之前,也曾经是个“在外面的人”
。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领带依然没有松开的迹象。
旁边的美国人早就脱了外套,丢在会议桌上,袖子挽到手肘。
中情局来的野蛮人,呼吸里带着浓烈的烟草味,他抽卷烟,门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黄了。
“所以?他死了吗?”
美国人又问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转向美国人,侧了侧头:“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样的,但在我们这边,被子弹打烂脑袋一般会导致死亡,麦卡伦先生。”
“确定不是抢劫?或者其他意外?”
“钱包还在。
中了两枪,先是脖子,再到后脑勺,确保他死得透彻。
看起来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看出来。”
“那些狗娘养的是怎么知道的?”
“我暂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麦卡伦先生。”
“那你整天在柏林捣鼓什么呢?”
安德烈冲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条准备攻击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吗?”
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里的铅笔,现在抬起头来,冲安德烈皱起眉头,每当他觉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时候就会这样皱眉。
美国人看起来不高兴了,因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东柏林没有可靠的线人,至今不得不倚靠六处的人脉。
表面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平起平坐,但这种“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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