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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预案还是有的,外交大臣和首相要求看到这样的东西,这让他们晚上睡得好些,深信他们所运营的疲惫岛国比其他地方更有良知。
安德烈不相信良知,这是坐办公室的人发明出来的又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路过勃兰登堡门的时候安德烈多看了一眼,战争留下的痕迹仍然明显,火车站前面的空地泥泞而荒凉。
他后来很少谈起柏林——有些新人甚至不知道他去过柏林,但我想他心里很喜欢这个城市,这里的人说着他母亲的语言,听起来像亲眷,像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他也羡慕莱纳,莱纳无论如何是属于东柏林的,而东柏林也属于他,而安德烈却永远被迫在日耳曼生母和盎格鲁-撒克逊养母之间做出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赫尔曼先生”
和安德烈十分相似。
他出生在德国,但精神上属于俄罗斯。
他比安德烈幸运的地方在于,有那么三十多年的时间,他的故乡和他的精神故乡部分重合,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运气。
他的朋友都叫他“米卡”
,在克格勃的圈子里,他也一直用这个表示亲昵的俄语名字。
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激进的左翼人士吗?一个是排版工人,一个是报纸编辑,纳粹党刚上台不久,他们就带着儿子逃往莫斯科。
他跟《明镜》谈过这件事,1994年,还是1995年,差不多就是那几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大标题,《你好,米卡》。
那张军情六处费尽心思也拍不到的脸,大方地印在内页,彩色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眼见过“赫尔曼先生”
的西方情报人员,应该就只有莱纳,如果他能算得上情报人员的话。
第二次和科里亚见面的时候,他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安德烈精心编织的虚假信息:桌子上的无线电技术手册,衣柜里神秘出现的信号兵制服,还有忽然上门拜访安德烈的陌生人,穿着便服,但口音听着像美国。
与此同时,驻柏林美军大张旗鼓地越洋运来雷达设备,在汉堡港卸货,装上火车送到柏林。
安插在码头工人和铁路搬运工之间的耳目同时向克格勃报告,美国船运来了大量疑似无线电收发设备的装置,还有电缆、线圈和荧屏,种种迹象都明确指向雷达站。
1954年年初,斯塔西第二司——他们的反间处——往安德烈的文件夹里加入了一个新的子文件夹:莱纳·沃格尔,24岁,中学学历,苏联使馆的德语翻译。
与安德烈关系亲密,目前处于斯塔西和克格勃的控制之下。
斯塔西给莱纳的代号是“海伦”
,八成是个故意的玩笑。
一个阴郁的周六早晨,有人敲响了莱纳的门。
邻居大都已经搬到西柏林去了,这层楼只剩下他和一个在商店当售货员的女人。
莱纳瑟瑟发抖地从被子里爬出来,套上毛衣,出去开门,以为是邮差,想把送不出的信暂存在他这里。
但门外不是邮差,是两个板着脸的壮汉,没穿制服,但从站姿看来就像士兵。
他们给莱纳五分钟换“外出的衣服”
,一前一后押送他下楼,塞进一辆运送果蔬的小货车里。
货厢壁没有开口,莱纳靠在冷冰冰的铁板上,什么都看不见,无助地随着车的颠簸而晃动。
他原先以为又要去见科里亚,但车的行驶时间远远超过了去玻璃工艺品店的时间。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货车的晃动变得更频繁了,似乎开上了郊区小路。
几次转弯之后,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铁栓哐当一响,货厢门打开了,光线刺眼。
一只手把莱纳拖了出去,推过狭小的花园,塞进客厅里,门关上了。
壁炉熊熊燃烧,从莱纳站着的地方都能感觉到热气。
一个人从摇椅上站起来,冲莱纳微笑。
这个人又瘦又高,令人联想到发育不良的杉树。
脸色苍白,好像长期挨饿,而且患有某种并不致命、却不容忽视的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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