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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第二个月,协作体内部因为服务积分权重分配问题产生分歧。
原本的统一标准在遇到不同服务模式后出现偏差,导致个别服务员出现积分下降甚至失去晋升资格。
协作体协调小组提出新的积分计算模型,加入“服务情感满意度权重”
作为调节因子。
模型本身没有问题,但触发了内部争议:
有成员说这在破坏共识公平,有人说这是因地制宜。
意见没有统一,最终采取了秦风曾经提出过的一种方式:短期并行运行、双模型对比、结果数据倒推机制。
三周后,平台分析模型运行结果发现新模型用户满意率提升六个百分点,投诉率下降三点四,服务员满意度增加明显。
协作体投票一致通过采用新模型,并建议总部考虑是否推向全网。
总部回复:
“本制度仅在本结构体内继续运行,是否推广由全体节点表决。”
与此同时,东岭联合体也在试行另一种结构方案。
他们不是内部制度整合,而是“结构体内制度自由化”
。
每个节点可以保留原制度,协作体只提供资源协助与节点间问题调解,不干涉制度运行。
这种模式灵活但缺乏约束,第一季度服务协作频率高,但第二季度就出现了协调空白期,一度导致跨点协作中断。
总部提出警告,要求限期完成制度整合,否则撤销结构体运行权限。
东岭最终选择进行部分制度接轨,但保留原制度框架,形成“半结构统一模型”
。
秦风在平台写了一段话:
“制度不是为了整齐划一,而是为了看见差异之后还能一起走。”
“结构的目的是支撑,而不是主导。”
“如果我们终将面对无数种制度并行,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保留最基本的价值一致,而不是永远试图统一手段。”
到了第三季度,组织内已有七个协作体上线运行,占全部节点的百分之二十二。
平台设立“结构体评分模型”
,从运行效率、制度演化能力、问题调节能力、节点稳定率、服务用户反馈五项打分,动态发布排名。
这个评分机制并不影响组织地位,但成为了激励创新的核心指标。
服务员、协调员、制度小组都开始关注结构体评分,作为改进方向和绩效参考。
组织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制度不再集中、结构多样并行”
的治理模型。
秦风成为了制度平台的守门人,而不再是制度制定者。
他更多时间花在听各地结构体代表发言、看数据报表、调解突发矛盾,而不再写流程。
但他从未感到自己在被架空。
他说:“这正是我要的。
不是我替大家定制度,而是制度能自己长出来。
那才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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